王云五与中国现代出版的转型

　　《新华书摘》报：“商务印书馆与中国现代文化”专栏

　　金炳亮(广东人民出版社总编辑)

　　王云五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身居中国乃至亚洲最重要的文化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的权力核心，对中国出版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起过重要的作用，并进而对中国现代的学术、文化、教育等方面发生重要影响。然而由于种种可以理解的原因，王云五的这一作用和影响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和研究，本文试从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的两次改革，分析其与中国现代出版转型的关系。

　　一、王云五肩负商务转型的历史重任

　　1921年，是中国大变动时代的开始。对于商务印书馆这样一家非常著名的文化出版机构，却正走在发展的十字路口：是沿着原来的旧学路子继续走下去，还是转向新学，迎接新时代的挑战？

　　有人曾把北京大学和商务印书馆作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两个文化机构。然而事实上，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这两家著名文化机构的表现却判若泾渭。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重镇，而身处上海、以远离政治风潮为企业宗旨的商务印书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却是波澜不兴、风平浪静。由此也就造成了两家机构截然不同的结果：北京大学成功地实现了现代转型，成为中国最知名的大学和现代民主政治的摇篮；商务印书馆却在民国前后巨大的商业成功之后逐渐归于平稳，趋向保守。

　　对此，曾经把商务印书馆引向快速发展之路的商务印书馆核心人物张元济、高梦旦等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关键在于改变用人方式，大胆启用新人，特别是经过新文化运动洗礼的西学人才。一批新人由此开始被大胆启用或从外部引进到商务印书馆：

　　1919年5月，攻读政法的日本留学生陶保霖(惺存)接替杜亚泉，任《东方杂志》主编。原主编杜亚泉转任编译所理化部主任。

　　1920年1月，年轻有为的沈雁冰(茅盾)任《小说月报》主编。他一改鸳鸯蝴蝶派的绵弱之气，使《小说月报》“成为新文学运动取得胜利的一个里程碑”(胡愈之语)。短短数年内，茅盾、郑振铎、叶圣陶几位年轻人将《小说月报》打造成新文学的主要阵地，使新文学的主战场从北京转移到上海。

　　1920年底，思想进步的杨贤江以作者身份被商务作为人才引进，主持《学生杂志》，使该杂志由原来标准的课艺杂志一变而为教育青年走向社会、走向生活的进步杂志。

　　此外，《妇女杂志》改由章锡琛主编，并随即开展女性道德问题大讨论，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教育杂志》改由李石岑编辑，实际的负责人则是周予同。

　　在这种形势下，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人物、北京大学知名教授胡适很自然地进入了商务决策层的视野。不过，由于胡适另有想法，他改而推荐了他在上海新中国公学读书时期的英文老师王云五。

　　1921年9月，王云五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年底被董事会正式任命为编译所所长。原所长、商务元老高梦旦到出版部任职。编译所的职能，相当于现在出版社的编辑部，而所内各组即相当于出版社的各个编辑室，自然，所长也就相当于现在的总编辑了。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已深感落后于形势发展的商务印书馆，为了加快发展，谋求由传统出版向现代出版的战略转移，改革已是势在必行。编译所的改革是这项战略转移的核心部分。王云五之入主编译所，正是商务决策层借助外力来改变商务的沉疴，以实现其现代转型的一项重要决策。因此，王云五主持商务编译所的工作，实在是肩负着商务转型的历史重任。

　　二、推行改革，出版理念向现代转型

　　商务印书馆为实现现代转型，大胆启用和引进年轻有为的西学人才，更换了编译所及下属各重要杂志的掌舵人。同样，王云五就任编译所所长后，也大量引进西学人才，“许多资格最老的编辑被淘汰”。编译所下属各部，大多延聘留学归国的专家主持工作。经过王云五的大力扩充和调整，短短两三年，编译所人员比原来增加两倍以上，共达240人之多，其中王云五到所任职后调入者196人。可以说，在组织架构和编辑人员方面，编译所在王云五的手中已然脱胎换骨，人才云集，极一时之盛。为王云五在编译所推行行政改革做了组织人事上的准备，同时也为商务印书馆实现现代转型打下了良好基础。

　　王云五就任编译所所长不久，就根据自己的调研和思考，向商务董事会提交了《改进编译所意见书》并获得首肯。这份意见书提出了全新的出版理念，内容涉及出书方向、成本控制、效率、用人和分配制度等等。新的出版理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出书方向由主要面向学校，转为面向学校和面向社会并举。二是选题范围由以旧学为主，转为以新知为主，大大增加译著、自然科学著作等。二是由小教育(中小学校教科书)向大教育(各级学校教育和非学校教育)转移。

　　王云五还尝试引入现代营销机制，着重体现在他策划出版的《万有文库》上。《万有文库》从以下三方面体现了王云五营销理念的先进性： 一是对潜在市场的开发。由于图书出版周期较长，丛书、文库等大型项目更需长时间准备和运作，因此仅仅关注现实市场是远远不够的，大型出版机构和有眼光的出版商往往更关注未来的潜在市场，从而抢占先机。王云五做《万有文库》，看中的就是正在兴起的公共图书馆这个潜在的未来市场。二是集团采购和图书直销。这是现代出版业与图书馆之间的商业运作模式。王云五做《万有文库》已然采用这种模式，在当时是十分超前的，在降低运营成本、扩大规模效益方面，成效显著。三是低价入市和增值服务。《万有文库》成套购买固然价格不菲，而每本单价则十分便宜，对图书馆成套购买和一般读者散买仍有极大的价格优势。《万有文库》每集推出，均配售附四角号码检字索引的参考书，以供查阅和检索。每册图书均按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将分类检索号直接印在书脊上，以方便图书馆入藏书库和对外借阅。前者极大方便了读者查阅，后者极大方便了图书馆管理，还大大节约了图书馆编目和管理上的成本。即使今天，也只有个别有实力的分销商，才能做到类似的增值服务。

　　三、实施科学管理法，推动管理体制由传统向现代转型

　　1929年，鲍咸昌突然去世，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不得不另外物色新的总经理人选。半年前离开商务印书馆到中央研究院任职的王云五再度受到商务董事会的垂青。1930年，王云五正式就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

　　如果说，王云五在编译所七年，使编译所在内容生产上成功实现了现代转型的话，那么，作为一家经营了三十多年的文化企业，商务印书馆同样面临企业管理体制上的现代转型。

　　长期以来，由于商务印书馆内部管理松散，人事交错，以及工潮频仍，效率低下，反过来对内容生产形成制约。为此，经过董事会批准，王云五专门就科学管理出国考察学习了一年时间。1930年9月11日，也就是王云五回国的第三天，他向商务董事会提交考察报告《采行科学管理计划》，要求在商务印书馆推行科学管理法。董事会经过讨论，一致通过了这份报告。9月13日，王云五召集商务印书馆的重要职员开会宣布“本馆采行科学管理法计划”，也就是经董事会批准将要推行的那份计划。

　　这项旨在将编译工作标准化、并进行量化考核，以提高产能和效率的措施，却有如在平静的水面掷下一颗炸弹，激起强烈反弹。编译所职工群起反对，并于职工会之外另组特别委员会，与馆方进行交涉。科学管理计划最后不了了之。王云五实施科学管理法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总的来说，新法是资本主义的舶来品，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自然有一些水土不服。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中国是人情社会，商务印书馆作为老牌文化企业，各种人情关系尤其浓厚，而以泰勒制为核心的科学管理法却撕破了人情这层面纱，将所有工作进行量化和标准化，等级分明，差距显著，这是许多人难以忍受的。除此之外，王云五在策略上操之过急，下药太猛，应是新法失败的技术层面的原因。

　　此后，虽然他暂时放缓了实施科学管理法的步伐，但还是调整策略，将科学管理法化整为零，“于不动声色中，实施对事物与财务之管理”。1932年“一二八”事变，商务印书馆遭受重创，但一度受阻的科学管理计划，却反而在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之后，有了重新实施的机会。一方面是全体职工解雇，为他重新选人用人提供了前提，前曾因利益冲突致改革中断的基础已完全不存在。另一方面是在短时间内要达到复业，特别是必须印出足够多的学校用书，商务各个部门和机构就必须保持极高的工作效率，而科学管理法的应用正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这样，在复业过程中，王云五化整为零的科学管理计划，再一次开始实施。这一次，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计划没有受到任何阻挠。王云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商务印书馆进行了改革。

　　(一)强化总经理个人的权力。除了前述以总经理独任制代替总务处会议合议制外，王云五还兼任生产部部长和编审委员会主任。而生产部和编审委员会是商务印书馆组织架构改组后最核心的机构。

　　(二)重组商务的经营管理架构。7月22日，王云五宣布总管理处组织暂行章程及处理重要事务暂行规则。其重要的改变，一是将总务处改为总管理处，将原来的总务处和其他总馆各部门、各省分馆、各地分厂等所有商务系统的部门、职能全部归入总管理处，由总经理统管。组织架构的这种改变一者是科学管理计划的需要——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以垂直管理为主的架构，以及扁平化的部门设置，颇合现代管理之道。二是取消了编译所的建制，而以编审委员会取而代之，编审委员会则隶属于生产部。生产部主管编译、审查(审稿)、编辑、出版、印刷等项工作。三是增设秘书处、人事委员会和清理委员会，作为横向的协调部门。

　　(三)人事制度改革。科学管理法的精粹是劳资双方实现共赢。复兴商务，须以科学管理法推进，而欲实施科学管理，人事制度改革至关重大。商务印书馆董事会做出先行解雇全体职工，等复兴后再争取返雇职工的决策，为王云五进行人事制度改革提供了良好条件。王云五在人事制度方面的改革涉及多个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是两条：一是设立人事委员会。所有复业后新录用的职工，副科长及编译员以上均由总经理直接聘用，其他则提交人事委员会核议。改变原来各由有关主管人员自由录用的办法。二是建立回避制度，直系亲属只能录用一人，一方面可使更多家庭因复兴而受益，另一方面则可避免近亲繁殖。三是对商务旧职工中的工会积极分子，在复职时须书面保证不再参加工潮。

　　(四)企业制度改革。商务印书馆由总厂、各处分馆和各地印刷厂组成，机构庞大，人财物统一管理，王云五深感这种企业制度不但效率低下，更不利于调动各分馆分厂的积极性。经过改革，各分馆分厂实行股份制，全部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商务总馆以出资人身份进行控股，只负责重大决策和实施大型项目。

　　经过王云五的努力和实施科学管理改革，商务印书馆不但在遭受巨劫后不到半年就开工复业，一半以上职工陆续复工，生产效率也大幅度提高。以10月才新成立的上海各印刷厂为例，成立一年多时间，“机器仅当从前百分之五六十，工人亦不及从前之半，而生产能力却当从前之两倍有半”。⑾应该说，自“一二八”事变至8月1日，遭到重创的商务印书馆能够在短短半年时间之内复兴，王云五个人的才干和他从国外引进的科学管理法，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摘自《新华书摘》报2007年6月13日-19日第6版)

　　(编辑：生华)